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8/2012
流亡西藏每一次民主制度的进展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的。虽然有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流亡西藏的民主制度，但流亡西藏的民主发展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阻 力。总之，西藏民主艰难的走过了五十多年坎坷历程，如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相对于喜玛拉雅山那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中国而言，这个成绩完全可以称得上 “伟大”两个字。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民主与流亡似乎觉得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西藏的民主发展却与流亡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更真确地说西藏的民主是在流亡中诞生、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主要体现在以一下几点：
一，流亡西藏的民主开创了民主从上向下的推行方式。这一创新对西藏邻国不丹国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年，不丹国王下放权力，进行了民主选举。特点在于最高掌权者从上向下推动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流血、暴动和对抗。
二，开创了适应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民主体制。特点在于不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东方传统文化结合西方民主体制。既保存东方传统文明，又可以吸取西方文明精华——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
三，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流亡中的民主。特点在于流亡在异国的民众不脱离本族社会、文化和信仰自立享受民主制度，享受自由、人权等。将来返回国内后对国内民主的推广有着直接的动力作用。（流亡中的民主与所在国家对流亡者的包容和提供的援助有著直接的关系。）
当然，西藏流亡之目的并非实践民主，而是争取西藏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流亡的西藏，似乎没有太大的成就可言，因为实现西藏自由这一目的遥遥无期，还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西藏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独一无二的共产独裁国家——中国。
面 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流亡的西藏政府和人民开始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开始创建第二家乡——难民定居点。同时也开始谱写流亡史上的奇迹——开创流亡中的 民主。流亡西藏的民主路虽然没有流血、没有暴力，从上向下推行的，但也遇到了重重艰难和困境。欣慰的是在五十多年漫漫民主路上西藏民主日益走向了完善。
西藏存在的民主思想
在 西藏历史长河中，民主思想内涵产生的较早。这一点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从佛教的观点而言，大约也是有民主因素存在的，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提出在众比 丘中，有些事情必须要由五名以上的比丘做出决定，不能由一人决定。”（见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先生著的《流亡中的民主》第90页。）另外，在佛教主 要经典《律经》中记载：众比丘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就要采用“次香”。“次香”是由柳制成的木筹码。在寺院中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时比丘们每人一木筹码，投木筹 码多少来做出最后决定——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木筹码相当于如今无记名投票的票。如，寺院的格给——执事的产生就是有全体比丘通过投次香选举产生的。 因此就有了：违背堪布是个人行为，但是违背格给就等于没有尊重大多数比丘——因为他是多数比丘选出来的。
不仅仅是民主的思想内涵在西藏广 泛传播，而且民主的影子一直存在于西藏近代史，特别是1871年西藏政府噶厦和摄政王解散“甘哲仲基”（甘丹寺和哲蚌寺秘书处），成立了西藏春都杰堆（又 翻译为“春都”或者“国民大会”、“西藏官员大会”和“全藏大会”）春都，指会议。杰，杰巴，是所有代表参加的西藏民众全体大会。堆，堆巴，是只有政府官 员等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事实上我们发现西藏民众全体会议相当于西藏国会，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代表是来自政府高级官员、地方官 员、寺院代表、僧人代表、头人代表等等。是西藏的最高权力机构。如，出席西藏春都堆巴会议的代表有：三大寺堪布、执事、扎萨和台吉代表、八位孜仲、藏军总 司令、孜大堪卓（礼宾僧官）、南卓堪基（藏王礼宾僧官）、警卫团长、政府僧俗官员（含较高一级的官员和普通官员）。出席西藏春都杰巴的代表有：除了出席西 藏春都堆巴会议的全体僧俗官员外，还有驻拉萨的扎什伦布寺所属百姓头人、西藏军队各代本（相当于团长）、西藏军队各丁本（相当于排长）以上官员、领政府薪 饷的僧俗职员、各寺喇嘛、大小执事、康村师傅、普通僧人代表、前后藏各大部落代表、康区头人和藏北等的代表。（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第5页）。最 初也包括手工艺代表、商人代表和一般人民代表。
西藏民众全体会议的权力是：凡重大国事--包括签约、边界、军事等西藏的一切重大事务的决 定权。以上这些有关国家重大问题噶厦和春都堆巴会议无法决定时将提交给春都杰巴——西藏民眾全体会议讨论并作出最后裁决。所以，西藏民众全体会议为最高决 策机构。可以说是现代西藏议会的雏形。如，1951年，西藏政府代表在北京强迫签订了所谓的《十七条协议》返回西藏后，9月24日至26日立即召开了西藏 民眾全体会议，谈判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谈判情况，而且与会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反对声并不很小。当然，那时期的西藏民眾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最后还需要有达 赖喇嘛批准。
另外，西方民主思想也受到了西藏思想家和西藏政府高层的关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派遣四位西藏青年前往英国Rugby学习西 方当代文明。二十世纪的西藏思想家、启蒙学者格敦群培也对西方文明非常关注，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旅行印度时期接触了西方文明，且亲自学习英文了解西方文 明。还致函西藏三大寺的堪布们提倡西藏佛教与西方科学对话的建议。从那时起西藏思想家开始考虑与西方文明的接轨。这在达赖喇嘛著名的著作《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台湾版中文翻译为《相对世界的美丽》，这本书写道：“在我流亡到印度很多年后，偶然看到一位西藏佛学思想家在一九四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写这封 信的人叫格敦群培（翻译为吉敦丘佛）——信中指出，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对话。——看到这封信，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涌现，原来我在科学世界里的摸索并不孤单，早 就有西藏前辈做过同样的事了。”
使人兴奋的不仅仅是格敦群培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向西藏社会首次介绍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体 制模式，其中也是首次提到了西方民主体制。在他非常简短的《周游世界之感》一文中介绍了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尼泊尔等国的政治体制。这是近代西藏史 上著名学者首次谈论了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情况，当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没能更详细的阐述。
不过就在同一时期，西藏社会也尝试著进行了很多改 革。特别是第十四达赖喇嘛执政后，不顾中共强大的压力开始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改革部门——改革局。这本来是西藏迈向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时刻，很不幸的是由 于此时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整个西藏，西藏通往现代文明的规划没有起步前被共产党给掐死了。
流亡西藏学习与实践民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达赖喇嘛从夏宫罗布林卡出走，这标志著西藏流亡史的开始。从此之后，西藏被割成了西藏和流亡西藏。顺应世界潮流，顺应藏人自己意愿的一切选择只能在流亡的西藏才有机会接触、学习和实践，西藏的民主就是其中之一。
达 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官员流亡印度之后，数万计的僧俗民众陆陆续续流亡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西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次流亡——政府及大量民众的流 亡事件也让西藏民众再次进行了刻骨铭心地反省。达赖喇嘛在《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这样写道：“西藏显然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但是我们并不想让它像从前 一样。西藏再也不可能隔绝于世界之外，不可能返回到古老的半封建制度。我说过，我已经开始了改革，可是中国人阻止了我；现在，我一边流亡，一边把这些改革 发展到符合逻辑的结果，即在宪法专家的帮助下，根据佛祖的教导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为西藏起草一部新的自由和民主的宪法。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在它 起草完成后，我将会把它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交给在流亡中的我的人民，也交给我能够接触到的，在西藏的人民。然后，我希望我的人民能够选举出一 个代表大会，为他们自己制定一部我们都渴望看到的自由国家的临时宪法。”见《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虽然，当时流亡西藏面临的问题是大批流亡藏人的安置，让流亡藏人在与西藏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活下来是头等大事。但是，生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西藏民主的推手达赖喇嘛开始思考他曾经的宏愿——改革和民主制度。
“ 我的建议是设立一院制的议会。议会应该能全面代表人民，也能适当地代表特殊利益。新的法律需要议会多数通过，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选举应该是在 所有成年选民的基础上进行，包括僧侣。这在西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的人民从前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显然不得不形成自己的观 点了。”见《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流亡西藏的民主之路就这样开启了。1959年12月，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菩提迦耶主持宗教活动，这也是第 一次有包括各难民营的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当时仍然不断地有藏人从西藏逃亡，1960年一月，法会结束前，达赖喇嘛向人民提出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 一个由人民代表的委员会，要求人民从西藏三区各选出三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一名代表。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然萨拉成立了西藏歷史 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
经过五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从议会的成立、宪法草案的颁布（宪法草案中规定[经议 会三分之二通过，就可以罢免达赖喇嘛，但这一条遭到议会一致抵制，最后只好取消。）。再到1992年达赖喇嘛亲自出面干涉，停止继续由他任命内阁噶厦噶伦 （部长），而是由他提名后再由议会选任。再到，达赖喇嘛提出内阁噶厦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意见，并亲自到议会提出内阁噶厦成员产生意见，后来议会讨论决定 有人民直选首席噶伦（首席部长）。最后，2011年8月，达赖喇嘛把所有的政治权利交给第三届民选首席噶伦。这些都是流亡西藏民主之路上一个个深深的脚 印，每一个脚印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完善。
流亡西藏的民主已经实现了内阁噶厦、议会、法院三权分离的民主机制。内阁噶厦、议会和法院之间相 互制衡权力。议会也从最初不到十三人发展到民主直接选举产生的44名议员，他们分别来自西藏三大区卫藏、康和安多的各十位，十位宗教议员，美洲和欧洲各两 位。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產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具有製定和立法之所有权利，且具有法律效力。现为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
从2001年开始，内阁噶厦——最高行政机构的首席噶伦民众直选，而各噶伦由首席噶伦提名提交议会表决。议会通过后就任，内阁噶厦内部对噶伦进行分工担任各部噶伦。现为第十四届内阁噶厦，是第三届民众直选首席噶伦的内阁噶厦，也是完全担负政治权力的第一届内阁噶厦。
流 亡西藏每一次民主制度的进展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的。虽然有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流亡西藏的民主制度，但流亡西藏的民主发展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阻 力。总之，西藏民主艰难的走过了五十多年坎坷历程，如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相对于喜玛拉雅山那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中国而言，这个成绩完全可以称得上 “伟大”两个字。
2012年3月31日于达兰萨拉
一，流亡西藏的民主开创了民主从上向下的推行方式。这一创新对西藏邻国不丹国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年，不丹国王下放权力，进行了民主选举。特点在于最高掌权者从上向下推动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流血、暴动和对抗。
二，开创了适应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民主体制。特点在于不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东方传统文化结合西方民主体制。既保存东方传统文明，又可以吸取西方文明精华——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
三，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流亡中的民主。特点在于流亡在异国的民众不脱离本族社会、文化和信仰自立享受民主制度，享受自由、人权等。将来返回国内后对国内民主的推广有着直接的动力作用。（流亡中的民主与所在国家对流亡者的包容和提供的援助有著直接的关系。）
当然，西藏流亡之目的并非实践民主，而是争取西藏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流亡的西藏，似乎没有太大的成就可言，因为实现西藏自由这一目的遥遥无期，还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西藏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独一无二的共产独裁国家——中国。
面 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流亡的西藏政府和人民开始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开始创建第二家乡——难民定居点。同时也开始谱写流亡史上的奇迹——开创流亡中的 民主。流亡西藏的民主路虽然没有流血、没有暴力，从上向下推行的，但也遇到了重重艰难和困境。欣慰的是在五十多年漫漫民主路上西藏民主日益走向了完善。
西藏存在的民主思想
在 西藏历史长河中，民主思想内涵产生的较早。这一点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从佛教的观点而言，大约也是有民主因素存在的，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提出在众比 丘中，有些事情必须要由五名以上的比丘做出决定，不能由一人决定。”（见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先生著的《流亡中的民主》第90页。）另外，在佛教主 要经典《律经》中记载：众比丘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就要采用“次香”。“次香”是由柳制成的木筹码。在寺院中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时比丘们每人一木筹码，投木筹 码多少来做出最后决定——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木筹码相当于如今无记名投票的票。如，寺院的格给——执事的产生就是有全体比丘通过投次香选举产生的。 因此就有了：违背堪布是个人行为，但是违背格给就等于没有尊重大多数比丘——因为他是多数比丘选出来的。
不仅仅是民主的思想内涵在西藏广 泛传播，而且民主的影子一直存在于西藏近代史，特别是1871年西藏政府噶厦和摄政王解散“甘哲仲基”（甘丹寺和哲蚌寺秘书处），成立了西藏春都杰堆（又 翻译为“春都”或者“国民大会”、“西藏官员大会”和“全藏大会”）春都，指会议。杰，杰巴，是所有代表参加的西藏民众全体大会。堆，堆巴，是只有政府官 员等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事实上我们发现西藏民众全体会议相当于西藏国会，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代表是来自政府高级官员、地方官 员、寺院代表、僧人代表、头人代表等等。是西藏的最高权力机构。如，出席西藏春都堆巴会议的代表有：三大寺堪布、执事、扎萨和台吉代表、八位孜仲、藏军总 司令、孜大堪卓（礼宾僧官）、南卓堪基（藏王礼宾僧官）、警卫团长、政府僧俗官员（含较高一级的官员和普通官员）。出席西藏春都杰巴的代表有：除了出席西 藏春都堆巴会议的全体僧俗官员外，还有驻拉萨的扎什伦布寺所属百姓头人、西藏军队各代本（相当于团长）、西藏军队各丁本（相当于排长）以上官员、领政府薪 饷的僧俗职员、各寺喇嘛、大小执事、康村师傅、普通僧人代表、前后藏各大部落代表、康区头人和藏北等的代表。（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第5页）。最 初也包括手工艺代表、商人代表和一般人民代表。
西藏民众全体会议的权力是：凡重大国事--包括签约、边界、军事等西藏的一切重大事务的决 定权。以上这些有关国家重大问题噶厦和春都堆巴会议无法决定时将提交给春都杰巴——西藏民眾全体会议讨论并作出最后裁决。所以，西藏民众全体会议为最高决 策机构。可以说是现代西藏议会的雏形。如，1951年，西藏政府代表在北京强迫签订了所谓的《十七条协议》返回西藏后，9月24日至26日立即召开了西藏 民眾全体会议，谈判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谈判情况，而且与会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反对声并不很小。当然，那时期的西藏民眾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最后还需要有达 赖喇嘛批准。
另外，西方民主思想也受到了西藏思想家和西藏政府高层的关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派遣四位西藏青年前往英国Rugby学习西 方当代文明。二十世纪的西藏思想家、启蒙学者格敦群培也对西方文明非常关注，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旅行印度时期接触了西方文明，且亲自学习英文了解西方文 明。还致函西藏三大寺的堪布们提倡西藏佛教与西方科学对话的建议。从那时起西藏思想家开始考虑与西方文明的接轨。这在达赖喇嘛著名的著作《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台湾版中文翻译为《相对世界的美丽》，这本书写道：“在我流亡到印度很多年后，偶然看到一位西藏佛学思想家在一九四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写这封 信的人叫格敦群培（翻译为吉敦丘佛）——信中指出，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对话。——看到这封信，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涌现，原来我在科学世界里的摸索并不孤单，早 就有西藏前辈做过同样的事了。”
使人兴奋的不仅仅是格敦群培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向西藏社会首次介绍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体 制模式，其中也是首次提到了西方民主体制。在他非常简短的《周游世界之感》一文中介绍了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尼泊尔等国的政治体制。这是近代西藏史 上著名学者首次谈论了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情况，当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没能更详细的阐述。
不过就在同一时期，西藏社会也尝试著进行了很多改 革。特别是第十四达赖喇嘛执政后，不顾中共强大的压力开始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改革部门——改革局。这本来是西藏迈向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时刻，很不幸的是由 于此时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整个西藏，西藏通往现代文明的规划没有起步前被共产党给掐死了。
流亡西藏学习与实践民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达赖喇嘛从夏宫罗布林卡出走，这标志著西藏流亡史的开始。从此之后，西藏被割成了西藏和流亡西藏。顺应世界潮流，顺应藏人自己意愿的一切选择只能在流亡的西藏才有机会接触、学习和实践，西藏的民主就是其中之一。
达 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官员流亡印度之后，数万计的僧俗民众陆陆续续流亡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西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次流亡——政府及大量民众的流 亡事件也让西藏民众再次进行了刻骨铭心地反省。达赖喇嘛在《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这样写道：“西藏显然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但是我们并不想让它像从前 一样。西藏再也不可能隔绝于世界之外，不可能返回到古老的半封建制度。我说过，我已经开始了改革，可是中国人阻止了我；现在，我一边流亡，一边把这些改革 发展到符合逻辑的结果，即在宪法专家的帮助下，根据佛祖的教导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为西藏起草一部新的自由和民主的宪法。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在它 起草完成后，我将会把它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交给在流亡中的我的人民，也交给我能够接触到的，在西藏的人民。然后，我希望我的人民能够选举出一 个代表大会，为他们自己制定一部我们都渴望看到的自由国家的临时宪法。”见《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虽然，当时流亡西藏面临的问题是大批流亡藏人的安置，让流亡藏人在与西藏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活下来是头等大事。但是，生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西藏民主的推手达赖喇嘛开始思考他曾经的宏愿——改革和民主制度。
“ 我的建议是设立一院制的议会。议会应该能全面代表人民，也能适当地代表特殊利益。新的法律需要议会多数通过，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选举应该是在 所有成年选民的基础上进行，包括僧侣。这在西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的人民从前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显然不得不形成自己的观 点了。”见《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流亡西藏的民主之路就这样开启了。1959年12月，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菩提迦耶主持宗教活动，这也是第 一次有包括各难民营的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当时仍然不断地有藏人从西藏逃亡，1960年一月，法会结束前，达赖喇嘛向人民提出民主的重要性，表示需要成立 一个由人民代表的委员会，要求人民从西藏三区各选出三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选出一名代表。1960年9月2日，十三名当选的代表集聚达然萨拉成立了西藏歷史 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当时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
经过五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从议会的成立、宪法草案的颁布（宪法草案中规定[经议 会三分之二通过，就可以罢免达赖喇嘛，但这一条遭到议会一致抵制，最后只好取消。）。再到1992年达赖喇嘛亲自出面干涉，停止继续由他任命内阁噶厦噶伦 （部长），而是由他提名后再由议会选任。再到，达赖喇嘛提出内阁噶厦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意见，并亲自到议会提出内阁噶厦成员产生意见，后来议会讨论决定 有人民直选首席噶伦（首席部长）。最后，2011年8月，达赖喇嘛把所有的政治权利交给第三届民选首席噶伦。这些都是流亡西藏民主之路上一个个深深的脚 印，每一个脚印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完善。
流亡西藏的民主已经实现了内阁噶厦、议会、法院三权分离的民主机制。内阁噶厦、议会和法院之间相 互制衡权力。议会也从最初不到十三人发展到民主直接选举产生的44名议员，他们分别来自西藏三大区卫藏、康和安多的各十位，十位宗教议员，美洲和欧洲各两 位。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產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具有製定和立法之所有权利，且具有法律效力。现为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
从2001年开始，内阁噶厦——最高行政机构的首席噶伦民众直选，而各噶伦由首席噶伦提名提交议会表决。议会通过后就任，内阁噶厦内部对噶伦进行分工担任各部噶伦。现为第十四届内阁噶厦，是第三届民众直选首席噶伦的内阁噶厦，也是完全担负政治权力的第一届内阁噶厦。
流 亡西藏每一次民主制度的进展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的。虽然有达赖喇嘛亲自大力推动流亡西藏的民主制度，但流亡西藏的民主发展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阻 力。总之，西藏民主艰难的走过了五十多年坎坷历程，如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相对于喜玛拉雅山那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中国而言，这个成绩完全可以称得上 “伟大”两个字。
2012年3月31日于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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