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團體拜會達賴喇嘛時的會談紀錄

劳改基金会 编译
2012年3月10日
印度達蘭薩拉達賴喇嘛行宮


達賴喇嘛：

在我將政治權利移交給這位民選的領導人（洛桑桑格）到今天剛好是

一年之際，很高興與你們在此見面。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是我們藏人心裡很不安的時候，也是中國的公安們最忙碌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你們抱著有難同當，支持正義的心態來到這裡，我感到特別的高興，謝謝你們。

... 我今天不是在向你們做演講，只想給你們講講我自己的經歷。從1951年簽定17條協議時起，我就抱著漢藏人民和平相處的希望而努力著。當時包括巴塘人平措旺杰（藏人共產黨員－譯者注）在内的許多人告訴我，現在的中國不同以前了，現在有平等了，他們都抱著很大的希望。

1954 年我抱著一顆坦誠的心去了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其他很多領導人，我對他們一直保持著高度的信任。1954年去的，55年返回時在工布地區的康藏公路上，遇見了從拉薩下來的（西藏军区）張國華司令員，當時我對他讲：“去年我從這條路來時，心裡是懷著強烈的疑惑而來的，現在我是懷著堅定的信任和希望返回的。”

我在北京曾經多次見過毛澤東，毛澤東對我說過有事可以直接聯繫他本人。到1957年左右時局越來越糟糕，我就給毛澤東寄過至少兩次信，但是沒有任何回應。1959 年3月10日事件發生一直到16日，我都在盡力而為，當時羅布林卡來了很多藏人，我勸告他們別待在這先各自回去，讓事件稍微消停一下，盡了我的努力。我也給（西藏军区）譚冠三政委寫了幾封信。但是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藏人也不聽我的勸告，中國方面卻在不斷的準備軍力，所以在3月17日晚上我就逃離了。但是我當時逃離羅布林卡時還抱著到了山南再和他們談談的希望。可是17日我走之後，20日早上羅布林卡就被大炮轟炸了。這樣我就流亡到了印度。剛到印度的幾年時間用在安置流亡藏人的事務上，那時候洛桑桑格（西藏總理）還沒出生，你是六幾年出生？

洛桑桑格：68年。

達賴喇嘛：

68年出生，然後在印度讀書，現在是我們的政治領袖了，在政治上他在我上面，是我的領導，但是在宗教上還是我，我比他尊貴多了。在他上台就任時，我就對他說以後我要對你的藏文程度進行考試了，比起去年他今年進步很多了，今天的藏文演講講的很好。

1974年，我記得就在這間房裡，我們開會談到遲早我們需要和中國政府談判，也只能通過談判來解決西藏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只是談獨立那就不會有結果，所以一個對雙方都有互利的中間路線政策就是在這間房裡於74年決定的。

像他（吳弘達）那样堅持支持我們西藏獨立，哈哈哈。如果從西藏的歷史來講，在宗教，文化，語言等方面我們絕對是有權利獨立的。但是時代在變化，而我們西藏的物質發展又極其落後，所有藏人都願意有進步發達的物質條件。因此，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對我們的物質進步是有利的。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夠讓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設法恢復，盡力保護和發展，這才是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的。像你們台灣，在經濟上不也是非常依賴中國嗎？

當時74年的時候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後來在1978年底，北京通過甲洛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表達出示好的跡象，甲洛頓珠專程來我這匯報，當時我在印度一個叫崗布的地方，甲洛頓珠就專程來問我中國有這樣一個意思，我們該如何？我立即回答他說一定要去，當時我們已經做好了心裡的準備。他去後就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他說：“除了獨立，我們甚麼都可以談。”以此為基礎就有了後來去中國的參觀團。直到2010年一月份的接觸是最後一次。雖然中間有時聯繫中斷，但是後來又接上，總之從2002年以來總共進行了9次談判，但是沒有取得任何的結果。

在這麼多年裡，我對共和國這個“共和”很感興趣，如果能有一個平等的共和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同時為了實現這個“共和”，我經常呼籲漢藏大團結，誠心誠意的在做。對此在藏人內部出現了一些反對的聲音，在支持我們的朋友中也出現批評的意見。但是，中國政府對我們誠心提出的建議卻一點都不在意。

在西藏開始就有很多的困難，特別是在陳奎元任職期間，被藏人形容成幾乎和文化大革命沒有區別了。因此2008年發生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和陳奎元（西藏地区党委书记）的政策是有關聯的。之後來了一個叫張慶霖（西藏地区党委书记）的，又同樣實施強硬政策，越來越糟糕。最近這位新來的官員更說出要戰爭的話語，表現的都是非常的強硬。同樣中共中央統戰部更把我說成是魔鬼，我也開玩笑說：“是，我是魔鬼，我頭上有角，哈哈！”這些做法簡直像小孩子一樣，要不就是醉鬼的話。總之這些政策對中國政府只會有害不會有任何利益。

之前對中國革命抱有信心和希望的藏人們也都改變了看法。前不久我見到一位中國的退役軍官，他對我說：“以前在中國解放軍裡的軍長，師長等都是立過戰功的英雄，現在幾乎都是花錢買來的。”因此現在的情況非常的可悲。最近又在說要取消民族自治，兩年前提到藏區學校裡的課程都要以中文來教育，藏文只能做為一個語言課來學習，這些都是讓現在稍微餘留一點的民族特色完全消滅的政策。如果繼續這樣，西藏人的思想也會越來越堅定，藏人是不會低頭的。可是這樣強硬對抗吃虧的還是藏人，很多藏人會付出生命的。前段時間在日本我見到幾位中國朋友，是一些重要人物（和中國高層有聯繫－達賴喇嘛中文翻譯所講），他們專門來和我見面，又問到我的想法是甚麼？我說：“如果我說實話你們可能會不高興，假話我又不會說，乾脆閉上嘴巴最好。”

你們大家做為華人，又能知道所有情況，因此把你們所了解到的真實情況盡力告知你們的華人朋友，努力讓中國的民眾知道真相是最重要的。要不他們真的很可憐，中國的佛教徒經常來見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他們見到我時很多人哭著要我不要忘記他們，我说我們同樣都是佛教徒，在宗教上是不分民族的，我雖然經常這樣對他們說，但是心裡還是會想在中國政府的大力宣傳下，多數的中國老百姓是如何看待我的？也許在他們的心裡會認為我是一個反對中國人民的壞蛋吧？為此我感到有點可惜和失望，也意識到我想要去中國的大門看來暫時是要被關上了。

就我個人而言在印度非常的安樂，去美國也有很多朋友，你們都知道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朋友，在台灣雖然最近政治上有些麻煩，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由此看來共产黨以為抹黑了我就會讓我在國際上被孤立的想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中國政府越抹黑我，同情和支持我的朋友反而越來越多。去年有一位中國的知識份子，好像是位作家，他以前去過西藏，在和我見面之前他又專程去了一趟西藏，他對我說在拉薩大昭寺看見藏人們在虔誠的祈禱禮拜，中國軍警卻全副武裝的用很嚴厲的表情面對著虔誠的藏人，到了八角街看見藏人們虔誠的按宗教傳統在右轉，可是中國軍警卻故意左轉，其實真正搞分裂的是他們那些軍警。

以上是對你們做的一個匯報。現在你們有甚麼問題就講，有建議也講，有批評更要提出來，以前毛澤東講過不接受批評就如同魚離開了水，現在共产黨不信這個，可是我信。

吴弘達：

我還是用中文講吧，“放棄幻想，準備鬥爭，”這一次我來，我想講的就是這個，“放棄幻想，準備鬥爭。”

不能把中共做為一個穩定的，鞏固的政權來對待它，中共正在发生非常大的變化，西藏的獨立很快就會實現。

達賴喇嘛：

獨立，獨立。哈哈……

吴弘達：

我的年紀比他們都大，我不代表他們的觀點，我說我的觀點。

達賴喇嘛：

自由發言，用中文他們也能聽懂。

吴弘達：

1959 年9月份，就是您離開西藏半年的時候，中國做出了一個（有关西藏的）展覽會，說達賴喇嘛是叛匪頭子，而且展覽当中有說是人皮做的燈，還有貴族踩在農奴的身上，反正就是說（西藏）殘暴，野蠻，落後。當時我已經被打成右派，已經是共產黨的敵人了，幾個月後他們就把我抓起來了，但是我當時就覺得共產黨應該解放西藏，解放！因為西藏太落後了，这是我看了這個展覽后的结果。

達賴喇嘛：

是。

吴弘達：

1959 年是我第一次知道西藏的情況，我就認為共產黨應該解放西藏。所以您逃出去，说您是叛匪頭子逃出去了。之後我在勞改隊，我甚麼消息也沒有，我的父親死了，我的母親也死了，我弟弟也死了，19年來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一直到1979年我被放出來，我才知道我要爭取自由。後來1985年我就到了美國。85年我到了美國後我見過很多西藏人，他們很窮，但是很誠實，我沒有見過西藏人偷東西，抢東西。這是我自1959年以後，到重新獲得自由，我才開始注意西藏。西藏以前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稅收，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領袖，但是好像沒有一個好的外交政策。

達賴喇嘛：

這個是。

吴弘達：

後來在美國聽到達賴喇嘛講他到北京去，怎樣跟毛澤東，怎樣跟周恩來這些人講，認為他們是很好的人。我就覺得達賴喇嘛可能太天真了，也可能是因為宗教的信仰，您總是要對別人好。到了1980年，八十年代後您又相信鄧小平說的話。但是我跟您說一句話，共產黨您沒法信，共產黨沒有可以相信的。

今天桑格（西藏总理）的講話前后矛盾。他講到一個原則；“1949年中國侵入西藏，”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然后又講到目前的中間路線，說我們希望怎麼樣，難道您是希望在共產黨的底下說：“ok，給我一點自治權利，我可以做甚麼事情？”第一，這個不可能。第二，這個不現實。尤其現在，中國共產黨正在巨大的變化，就像蘇聯共產黨已經沒有了一樣，難道您還要期盼這個政府給您自由嗎？

我想應該是到了一定的時候了，講我是一個獨立的政體，一個獨立的國家了，我不是中國的一個部份，我從來就是這樣的。

吴弘達：

如果这真是一個流亡政府，那么您是流亡政府的總理，您有流亡政府的議會，您有流亡政府的各個組織，您就告訴全世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所有國家，我是個流亡政府。我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國家去，就是我的西藏。今天可能不會有人支持，明天也可能不會有人支持，但總有一天全世界一定會支持。您一定會回去的。這是大家都有的想法。今天我看見那麼多的西藏人，和那麼多的小孩，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和中國沒有關係，他們不希望在印度。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到西藏去的。在您（桑格）的領導下。不要再講中間路線了，共產黨長不了。

達賴喇嘛：

我們的情況是這樣講的，49年入侵西藏，因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也用入侵這個詞，用入侵強佔來解釋。但是由於時代的變化，如果將來中國政府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自治權宜，世界都在變化，我們也願意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内。我經常提到如同歐盟，各國不是那個國家棣屬於那國，而是為了共同的利益著想。你說的很對，我們六百萬藏人在心裡誰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華人，中国的華人就是中國人，誰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華人。但是說到共和國就可以由不同的民族和原來不同的國家來組成。

以前阿沛有講過，我們第一次去談判時，他说：

“你們要記住在歷史上西藏政府管轄的區域從來沒有向中國政府交過稅，這個你們要明白。”

比如印度，我也經常向華人解釋，有自己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不一定就要分離，如同印度東南西北各地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字，但是都能平等民主的相處在一個國家裡。因此真正的分不分裂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政府的。真正平等的兄弟民族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如果哥哥整天欺負弟弟，弟弟也會呆不下去的，哈哈哈。

李晓蓉：

達賴喇嘛之後，如何繼續保持西藏問題在國際和漢人中得到的支持？

達賴喇嘛：

我們去年移交權利的原因就在你剛剛提到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在我健在時把我自己的權利平穩的移交給民選的領導人是很重要的。就宗教方面來講，從西藏的各個教派已經出現了許多二十到三十岁左右新一代的神職人員，他們在學問和修行等方面都很優秀，完全可以勝任宗教領袖，我感覺已經很穩妥了。如同他（吳弘達先生）所說的，現在年輕一代的藏人，就算是出生在國外，也對自己藏民族的觀念和宗教文化越來越關注了。以前在六，七十年代很多藏人認為西藏的宗教沒能拯救西藏而忽視了西藏的宗教，現在相反開始越來越重視了，那時的年輕人手上拿念珠的很少，現在也越來越多了。

《參與》主編蔡楚：

我想請教達賴喇嘛尊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有一種说法，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實現以後，公民社會就會隨之而來，您對中國大陸現在堅持推進宗教自由的年輕一代，比如說郭佳，鄭金燕，昝愛宗，王怡以及唯色，您怎麼樣看待他們？第二個問題就是請問尊者，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有甚麼瞻望？謝謝！

達賴喇嘛：

我對所謂的宗教或者法的解釋是，保持一個善良的心態，不要傷害到他人，做一個誠實的人，離開這些就算你整天在那裡念經也是沒意義的。我開玩笑對藏人們讲：“ 你們每天念誦嗡嘛呢唄咪吽六字咒文，當要趕時間時就念成嗡嘛呢，嘛呢，嘛呢，慢慢的發音就變成money, money, money。”對華人我也常說光是念阿彌陀佛是不夠的。所以說如果離開了道德，善良和誠實，看看現在的中國都成了甚麼樣？遍地貪污和腐敗。同樣對印度人我也經常說：“你們既然信仰宗教，就要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要公正，善良，不要傷害別人，如果不注意這些，心裡只想著錢，那就不是宗教了。”現在印度的貪污腐敗也很嚴重了。一般來講，藏人社會相對起來比較和睦和安定，這主要就是有宗教的原因。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們需要提升沒有宗教因素在內的好品德，如同那本書《世俗的道德》裡寫的，希望能夠翻譯成中文，好像已經有人在翻譯了。

有很多人問我有沒有覺得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糟糕？我從整體來講世界應該是越來越好了，二十世紀成為了一個血腥屠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一定可以建立一個和睦的社會。你們年紀大的可能看不見了，我也看不見，但是三十岁，二十岁以下的年輕人也許能夠看見一個祥和的世界，當然這是要靠努力才能實現的，主要還要俱備廣闊的思想。年紀大的人要把至今我們所犯過的錯誤和所作的不足之處告訴年輕人，對不對？

大家：對！

另一位女士：

達賴喇嘛尊者曾經講過，促進共同的利益可以取得世界的幸福與和平，請問西藏和中國有沒有共同的利益？怎樣才能讓雙方認識到共同利益？

達賴喇嘛：

當然有共同利益！首先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都在發展，按道理中國應該在世界上俱備真正有貢獻的力量，但是現在在國際社會上提到中國時，卻讓很多國家覺得不可信任。比如日本，韓國，還有越南，越南雖然是個共产國家，但是對中國還是保持著懷疑和防備。再過來是馬來西亞，印度，所有中國的鄰居國家都對中國感到懼怕，這就是中國在國際上不能做出真正貢獻的緣故。失去了信任你如何去做貢獻？以前我對華人朋友也講過，中國有權利成為強國，也有這樣的目的，這種權利真的可以俱備。成為一個強國所要俱備的人力，軍力中國都俱備，財力上那是幾年前，中國正在發展，現在也開始俱備，唯一不足的就是別人的尊重和信任。

我經常對華人朋友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三億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知道真相後才會有分辨好壞的能力，所以在訊息上的控制是不道德的。比如西藏問題，我認為如果中國人民知道事實的真相，那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就像他（吳弘達先生）剛剛所說，開始的時候也許對中國政府的宣傳有點相信，可是當知道真相後想法就會改變的。我記得好像是在九零年，我在哈佛大學見到一些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一些參與八九天安門民運的學生，當時我把我們這種能夠互利的中間路線政策向他們做了一個解釋，聽完後他們說，達賴喇嘛剛剛講的這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如果有機會讓所有中國人民都知道，相信所有中國人民都會支持的。還有最近從北京收到的一封信裡也寫到，以前只知道達賴喇嘛是位喇嘛，也是一位分裂份子，你（對中文翻譯官）來講講那封信。

中文翻譯官：這封信來自中國大陸，是位研究生寫的，他在五台山遇見一位西藏的法師，他本人當時對達賴喇嘛和達賴喇嘛的立場不了解，但是這位西藏喇嘛告訴他達賴喇嘛不主張獨立，而是爭取中間道路時，他覺得達賴喇嘛的這種想法如果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的話，那麼解決西藏問題也好，解決現在這個複雜的問題都是非常有幫助的，而且大家一定會很支持的。

達賴喇嘛：

在這上面還需要補充一點的就是中國的法律制度需要達到國際標準。如果在訊息上不加以控制，然後司法制度也達到國際標準，那麼從中國的利益來講，那麼多億的中國人民一定會從中獲益的。所以如果了解真實情況，那麼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西藏問題也就很容易解決了。然後在國際上對中國的信任也會隨之提高，這對中國一定是有利的。從中國政府本身情況來看，目前在維穩上的開支好像比國防開支都大了，實際上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好像真正的敵人就在裡面的感覺。

薛偉：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剛才這位女士提的問題，您沒有回答我感到非常的困擾，就是最近藏人自焚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方面表現了藏人的決心和勇氣，爭取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但一方面卻犧牲了不少無辜的生命，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然後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要求達賴喇嘛出面來呼籲他們停止自焚，又擔心共產黨说他們聽達賴喇嘛的話，那麼自焚是達賴喇嘛製造的，我們又不好這麼的跟您說，也不好這樣的跟您呼籲。但是您不呼籲，這樣自焚下去，那麼無辜的生命犧牲太多，又應該怎麼辦？所以我希望您回答我感到非常的困繞的问题。

達賴喇嘛：

這個確實如此，我在之前這些情況剛發生時就感到很可惜，那時剛好遇見一位BBC的新聞記者採訪，他突然就問了我這個問題，我回答他：“這是很可悲的事情，雖然他们是很勇敢，但是我從來沒有鼓勵他們這樣做，這樣的行為能有多少收穫目前還是個疑問。”之後我就再沒有做任何評論了。就像你所說，如果我說他們的這些做法是錯誤的，那麼那些犧牲的藏人的家人會因為覺得這件事達賴喇嘛不滿意而感到後悔，但是讚揚他們做得對也不妥，真的很難辦，最好甚麼都不說了。另外這也是政治問題，所以很多問話的人都把它政治化，我現在已經從政治上退出了，因此最好不去多說甚麼了，在政治上我會像已經死亡一樣，以前我也講過，我有三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促進人類的道德和宗教之間的和諧，這方面我會努力一輩子，但是政治的責任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卸掉的，講過多次，那麼在去年就把政治權利移交了，如今在政治上我會像死了一樣。如果魔鬼死了那它的魔力也就沒了。哈哈！最近有些華人說希望我能去中國，我開玩笑說：“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去的話，魔鬼在機場就會被鐵銬銬上，然後關進魔鬼的監獄裡去。”

吴弘達：

應該講溫家寶說的話，才是魔鬼的語言。

達賴喇嘛：

這個我今天早上才知道，在早上的演講裡才聽到。當我聽到這話時，馬上讓我對以前溫家寶多次講到民主和自由的話感到有點懷疑了，可能他讲的那些話也是謊言吧？之前我還覺得溫家寶做為總理講到民主和自由很好，我還對一些華人朋友說溫家寶有講民主和自由，做為總理這很好，如果總理做得不好你們也可以換掉他。你（對吳弘達先生）覺得溫家寶是個怎樣的人？

吴弘達：

溫家寶是個共產黨員！

達賴喇嘛：

共產黨員！哈哈！平措旺杰也是共產黨員，但是是位非常好的人，平旺同志。

吴弘達：

對平旺同志，您問過他：“你的“社會主義”在那裡？他沒有回答您。”

達賴喇嘛：

這是真的，那是以前我們在西藏時，我也覺得社會主義很好，很嚮往社會主義，對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也很有好感。後來好像在九幾年有一次平措旺杰在國外的機會，我們通了電話，我就問他現在社會主義怎麼樣了？他沒辦法回答，我只是在那哈哈大笑。我在北京的時候（五十年代）我還要求加入共產黨。

吴弘達：

根本沒有聽說過。

達賴喇嘛：

哈哈！但是，我講的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完全是主張集權主義。

吴弘達：

毛澤東思想呢？

達賴喇嘛：

毛澤東思想剛開始在延安時好像還不錯，後來在掌權後完全被權力破壞了。

吴弘達：

對不起！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達賴喇嘛：哈哈哈！

張曉剛的提問，談高壓政策。

達賴喇嘛：

先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就現在的情況用武力鎮壓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我也支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以前胡錦濤提出要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時，我覺得很好也完全支持。但是達到和諧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信任，而取得信任最大的障礙就是恐懼，因此用武力的強制鎮壓是永遠達不到和諧的，所以現在用建設穩定，和諧等謊言，卻只是用武力來鎮壓的政策是百分之百不會有好的結果的，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所以說達到信任的一個方式就是我們在自由國度裡的漢藏之間的交流，這很重要。

還有像回族，以前有一些回族他們提出要用暴力手段來爭取獨立和自由，後來和我見面時，我建議他們不要那樣，要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果我們獲得一個真正的自治，是可以考慮的。一些回族朋友聽後都因我的建議很好，並且慢慢轉變了他們的想法，因此見面會談很重要。

你（張曉剛）說的很對，我以前與一些華人見面時，剛開始他們的表情像生氣一樣，等慢慢交談以後他們就開始露出笑容了，然後還會對我鼓掌，那些人剛開始時也不鼓掌歡迎，而是很嚴肅的坐著。

另外你們華人内部的團結也是很重要的，把你們的力量匯聚在一起，在天安門民運發生後，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八九民運人士）時就說：“現在我們是流亡者的前輩，你們是後輩，我們比你們有經驗，要達到我們的目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灰心喪氣，應該團結一致，這非常重要。”我覺得首先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努力要求釋放劉曉波，他是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全世界都在關注，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也都在為此努力，如果華人們也都為此一起努力，講民主自由範圍比較大，先解決劉曉波這樣的個人，特別是劉曉波是和平獎得主，在這上面應該一起努力。

韋石：

對苦難民眾有甚麼建議？如果中國民主了，藏人有權投票自決，你是否放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

2008 年的事件（3.14事件）發生後，我在歐洲和澳洲專門接受了一些中文媒體的採訪，包括新華社，當時有人提到這些問題，我對他讲：“在我還沒回答你的問題時，我先請問你，我所講的話在你的新聞報導裡能否完整的報導出來？”如果不能公開發佈出來，那就等於只是在摸我的底沒啥意思。所以說現在通過網絡，你們有知識的華人和我們見面之後，盡力把真實的訊息傳達到中國境內，這是你們的責任。

像你們在台灣，我的很多書翻译成中文的都有出版，這些就努力多銷售一點，在台灣很多來旅遊的中國人，很多知識份子，讓他們知道真相很重要。我在台灣有位朋友，兩年前我問他，中國大陸人來到台灣第一次看見台灣的情況後有甚麼想法？我朋友回答說：“很多大陸來的人在台灣一段時間後，都說在這裡心裡不用害怕恐懼，很舒服，以後要考慮搬過來住。”所以他們應該知道真相，很多中國大陸的人來到達蘭薩拉，與藏人相處之後也覺得很開心。因此我們努力讓他們得知真相非常重要。
另外你們如果能够聯絡得上，在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地有很多中國留學生，與他們聯絡並對他們做一些解釋很重要。我們不只是希望現在中國當權官員的想法能夠改變，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一代。

達賴喇嘛：

現在回答你（張曉剛）的第一個問題，我平常這樣講，西藏有個諺語说“一藥能治百病。”我對很多朋友說這一藥能治百病的一藥就是中國成為民主，這一藥能解決中國上百的問題。中國如果實現民主化，那周邊國家也就不用恐懼了，大家的關係會越來越好，中國人民也會很幸福，才會真正的進步。到了那樣一個時刻，藏人如何抉擇就取決於那時的中國政府了，中國政府如果是個有平等，自由，和法制的話，出於互利的想法，我覺得我們藏人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利益會更大。

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中國人寫來的，他说他以前去西藏時藏人都表現的很友好，最近在2008年後再去西藏時所有藏人的表情都已經變的不一樣了。我們漢藏之間上千年的友誼在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裡幾乎被毀掉了，很讓人心痛。他們雖然不是故意這樣做，但是主要原因是因為太無知，思想太狹窄而造成的。就如你（吳弘達）剛剛講的，我的頭腦是比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們的頭腦還大。哈哈！所以將來會發展成怎樣還是取決於人數眾多的那個民族。比如說在西藏修鐵路（青藏鐵路），很多藏人都不歡迎，我們的很多朋友也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我是持支持的態度，因為要想在物質上有所進步修建鐵路是很重要的。可是在鐵路建成後江澤民卻說修建鐵路的目的不只是在經濟上，更主要還是在政治上的考慮。所以如果是出於對西藏方便鎮壓的考慮就很不好了，鐵路本身沒錯，只是使用鐵路的人的政治目的有問題。我是這麼想的，要是將來西藏在經濟上發展到很好的水平，在宗教，文化以及環境都能夠很好的受到保護的話，我以前在這間房裡對幾位印度的記者也講過，以後西藏的國防和外交就由中國中央政府來管理， 如果和印度的邊界上發生爭執，開槍的就不是藏人而是漢人。哈哈！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不注意的話，我們在座的所有人的命運都是坎坷的，自己如果注意的話命運中的坎坷也是可以解決，可以邁過的。在印度的許多宗教裡不承認造世主，特別是釋迦摩尼佛教導我們，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護主，自己如果誠懇，公正的對人幫助的話，自己的今生和來世都會很幸福的，因此自己的將來在自己的手上。那麼將來你如果想要得到一個幸福的人生或者好的來世的話，就多做善事，保持善良的心態。

在人類社會思想的改變應該先是需要由個人來引導的，每個人都希望有個好的轉變，但是光靠祈禱變好是不够的，必須要付出努力和智慧。從每個人開始，盡力的對別人做出幫助，幫助他人提高教育。我對歐巴馬也提到，和別的認識的人也說過，中國的那些強硬派官員的大腦裡好像缺少一種叫（Conscience －良心)的細胞，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慢慢讓他們增加一點這種細胞。比如說你一人，你是做甚麼工作的？

XX：我是做貿易的。

達賴喇嘛：

做商人可以結交很多人，也許商人比著書的作者認識更多的人，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範圍裡用不同的能力去幫助別人，作者通過寫書和演講來教導別人，商人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客户，比如在商店裡放一些宣傳單來幫助人，也可以在店裡貼一些寫著公平，透明的標簽也不錯。我們共同的目標裡每個人都利用自己不同職業的環境和能力去努力，我是這麼想的。總之我們堅決不能失去信心。我從十六歲就承擔了政治的重任，直到七十六歲才把政治權利移交到民選的領導人手上，經歷了很多困難，但是我從來沒有氣妥。我之前對一些華人朋友說：“我們西藏人的鬥爭是正義的力量和武器的力量之間的較量。像你們這些進行民運活動的人士也是在進行正義的鬥爭，因此你們也俱備正義的力量，對方俱備的只是武器的力量，武器的力量在暫時看來是很有力的，但是從長遠來講，正義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強大。你（吳弘達）在這裡是長者，對此你贊成嗎？

大眾：哈哈哈！

達賴喇嘛：

你（吴弘達）講到西藏要獨立，我在和倡議西藏獨立的青年們見面時也告訴他們，你們有權利講你們的主張，這沒有錯，我們提出的中間路線是解決現在這個現實的困境，讓雙方都能獲益的一個辦法。你講的也是我們的一個權益，也應該講。所以說很多中國人以為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份，感覺西藏人反對中國是很不應該的，我們對西藏做出了極大的幫助，西藏人反而不知感恩。可是我們藏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就像你剛才說的，我們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習俗，地域都不一樣，如果大家真正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話，才有可能和睦相處。相反如果用歧視，對藏人喜歡的宗教等反對的話，比如今天演講裡提到的，在寺院裡對於自己敬仰的上師像不可以懸掛，相反卻要掛上和自己沒啥特別關係的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的相片，這難道不是故意在人的心裡製造不安嗎？一點都沒意思。所以說像他（吳弘達）那樣對華人朋友們更多的講出西藏以前的真實情況很重要。謝謝！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