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博树文章来源：议报
去年3月以来，中国四川境内连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最新报道是2012年1月6日，阿坝地区格尔登寺附近又有一名藏人把自己点燃，“中国军人用灭火器扑灭了抗议者身上的火后，把他带走。目前没有关于这名抗议者生死状况的任何消息。”
这已经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至少第13位藏人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作为汉族公民和学者，我为发生这样的悲剧深感自责，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迫使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改变对藏区的高压政策，从而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诚 然，这样的高压政策乃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某种结果，而就专制体制压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蔑视公民基本人权而言，并非藏族公民和其 他少数民族的公民才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汉族公民同样也是受害者。但当最高掌权者主要由汉人组成时，少数民族被压迫一方会很自然地感觉这是一种双重压迫： 既是体制性压迫，又是民族压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60年，特别是最近20年，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巨额投入和举国性的“援藏”工程并没有赢得藏人的 心，换取藏区的基本稳定。
从当下和未来角度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由藏人自焚凸显的藏区形势的严峻，为中国宪政转型敲了一记警钟。
中 国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甚或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对于这样一个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有许多苛刻的条件必须满足。首先，这个转型应该是和平的，假 如我们不希望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真的走向分裂的话。其次，和平转型的前提是体制内外共同努力，当政者必须改变传统治理和统治思路，顺应历史大势，民间则要 在加大宪政改革压力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
就民族问题而言，我一直以为和平转型是中国宪政转型的最好选择，对解决西藏乃至新疆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最有利。理由是：
第 一，和平转型意味着有相对多的时间和较宽松的氛围，在中国整体性政治变革的同时，有步骤地推进中央政府与流亡藏人、官方与境内少数民族抗议者、体制内的开 明派与各民族温和的反对派、以及反对派中的汉族人士与少数民族人士之间的沟通、对话，把西藏问题及其他民族地区问题的解决纳入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
第 二，和平转型意味着可以在宪政中国框架内从容找到既满足民族地区自治、又有利于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不要以为民主化将自然导致民族问题的解决。即便 在宪政框架内，如何使多民族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一个地区和民族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当然，因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而惧怕民主化，也是 认知上的某种误区。
第三，和平转型可以给汉族公众认识西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的全貌、完成相关认知转变提供必要的心理缓 冲区。半个世纪 来，广大汉族公众受制于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民族地区实情和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及文化、宗教信仰的被压制缺乏了解，部分汉族公众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情 绪更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和平转型也有利于流亡藏人和境内的藏人抗议者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在寻求 名副其实的藏区 自治而非西藏独立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多年来，达赖喇嘛本人不余遗力地提倡“中间道路”。但由于数次与北京谈判的无结果，“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在部分藏人中 引起怀疑，这并不奇怪。和平转型强调以理性、渐进的形式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造，包括承认少数民族拥有更加完整的民族自治权利，这和藏人“中间道路 ”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反过来说，藏人“中间道路”的诉求，也恰恰为整个中国的和平转型创造了条件。
最后，第五，和平 转型有利于在藏 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新的、更合理的经济整合方式，以造福于各族人民。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当政者动员全国之力“援藏”、“援疆”，在经济建设方面不 无成果。但这个成果的代价巨大，既破坏了生态，也养肥了一批体制内靠“反分裂”吃饭的寄生虫。“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援助动机和计划经济式的援助体 制并没有建立起内地与民族地区合理的经济联系。重新整合这种联系，找到切实可行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路，需要时间，需要宽松、和平的环境。只有和平转型， 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总之，和平转型，意义巨大，不但对西藏，对新疆，而且对整个中国。
然而，统治者的顽固、执行者的暴虐会迫使被压迫者走向绝望，走向极端，从而葬送理性妥协、和平转型的任何希望与可能。
笔者之所以写下这一篇文字，苦口婆心，反复告诫，恰恰是不希望“民族地区高压政策葬送整个中国和平转型”真的成为现实。
（2012年1月7日，作于美国纽约）
去年3月以来，中国四川境内连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最新报道是2012年1月6日，阿坝地区格尔登寺附近又有一名藏人把自己点燃，“中国军人用灭火器扑灭了抗议者身上的火后，把他带走。目前没有关于这名抗议者生死状况的任何消息。”
这已经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至少第13位藏人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作为汉族公民和学者，我为发生这样的悲剧深感自责，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迫使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改变对藏区的高压政策，从而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诚 然，这样的高压政策乃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某种结果，而就专制体制压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蔑视公民基本人权而言，并非藏族公民和其 他少数民族的公民才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汉族公民同样也是受害者。但当最高掌权者主要由汉人组成时，少数民族被压迫一方会很自然地感觉这是一种双重压迫： 既是体制性压迫，又是民族压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60年，特别是最近20年，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巨额投入和举国性的“援藏”工程并没有赢得藏人的 心，换取藏区的基本稳定。
从当下和未来角度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由藏人自焚凸显的藏区形势的严峻，为中国宪政转型敲了一记警钟。
中 国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甚或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对于这样一个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有许多苛刻的条件必须满足。首先，这个转型应该是和平的，假 如我们不希望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真的走向分裂的话。其次，和平转型的前提是体制内外共同努力，当政者必须改变传统治理和统治思路，顺应历史大势，民间则要 在加大宪政改革压力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
就民族问题而言，我一直以为和平转型是中国宪政转型的最好选择，对解决西藏乃至新疆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最有利。理由是：
第 一，和平转型意味着有相对多的时间和较宽松的氛围，在中国整体性政治变革的同时，有步骤地推进中央政府与流亡藏人、官方与境内少数民族抗议者、体制内的开 明派与各民族温和的反对派、以及反对派中的汉族人士与少数民族人士之间的沟通、对话，把西藏问题及其他民族地区问题的解决纳入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
第 二，和平转型意味着可以在宪政中国框架内从容找到既满足民族地区自治、又有利于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不要以为民主化将自然导致民族问题的解决。即便 在宪政框架内，如何使多民族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一个地区和民族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当然，因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而惧怕民主化，也是 认知上的某种误区。
第三，和平转型可以给汉族公众认识西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的全貌、完成相关认知转变提供必要的心理缓 冲区。半个世纪 来，广大汉族公众受制于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民族地区实情和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及文化、宗教信仰的被压制缺乏了解，部分汉族公众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情 绪更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和平转型也有利于流亡藏人和境内的藏人抗议者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在寻求 名副其实的藏区 自治而非西藏独立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多年来，达赖喇嘛本人不余遗力地提倡“中间道路”。但由于数次与北京谈判的无结果，“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在部分藏人中 引起怀疑，这并不奇怪。和平转型强调以理性、渐进的形式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造，包括承认少数民族拥有更加完整的民族自治权利，这和藏人“中间道路 ”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反过来说，藏人“中间道路”的诉求，也恰恰为整个中国的和平转型创造了条件。
最后，第五，和平 转型有利于在藏 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新的、更合理的经济整合方式，以造福于各族人民。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当政者动员全国之力“援藏”、“援疆”，在经济建设方面不 无成果。但这个成果的代价巨大，既破坏了生态，也养肥了一批体制内靠“反分裂”吃饭的寄生虫。“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援助动机和计划经济式的援助体 制并没有建立起内地与民族地区合理的经济联系。重新整合这种联系，找到切实可行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路，需要时间，需要宽松、和平的环境。只有和平转型， 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总之，和平转型，意义巨大，不但对西藏，对新疆，而且对整个中国。
然而，统治者的顽固、执行者的暴虐会迫使被压迫者走向绝望，走向极端，从而葬送理性妥协、和平转型的任何希望与可能。
笔者之所以写下这一篇文字，苦口婆心，反复告诫，恰恰是不希望“民族地区高压政策葬送整个中国和平转型”真的成为现实。
（2012年1月7日，作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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